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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间命运 章节目录 第13章 中国血<中>先驱(第1页/共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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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在杨秋为李钊的命运担忧的时候。

    此时远在北京的李钊已经接受了苏联同志的建议把儒民党的领导机关迁入苏联大使馆。而他自己只是和全家人搬到了使馆区。令他和加拉汗没有料到的是张作霖动作这么快。使得他们的工作完全处于被动。很多事情根本来不及做。

    3.18惨案让全中国陷入了一片愁云惨雾之中。参加了游游行,从死人堆爬出来而幸免于难的朱自清在他发表的文章《段政府大屠杀记》中悲痛的写到:“那些滴到死者身上的血‘红色永远不会忘记’。”

    林语堂著文写到:“有生以来最哀恸的经验。”

    梁启超在医院接受急着采访时说:“必须依法惩办凶手.......”

    周作人、胡适、蒋梦麟、刘半农、赵元任等社会名流纷纷以不同的形式谴责段祺瑞政府暴行........

    言语最为激烈的是著名记者、人民党党人邵萍。在他主编的《京报》上仗义执言道:“试问如此无法无天之行为,尚可居政府之地位否?以如此无法无天之凶行而可丝毫不加惩治,华夏今后尚欲有政府有秩序否?如此故意犯罪凶杀多人之巨案,而司法机关不能尽职以正其罪,今后法律尚有一条一字可以有效否?”

    然而几天之后这位茅润东的恩师邵萍为自己的言语付出了血的代价,胸口中弹几枪。邵萍被暗杀了。远在湖南的茅润东听闻此噩耗,痛哭流涕。

    但是,无耻的暗杀并没有吓到有良知的中国人。北京大学教授王世杰在《现代评论》上撰文指出:“当他(凶杀案制造者)站在政治舞台上面的时候,纵能逃脱法律与法庭的制裁,当他下台以后,却不能保障不能同他算账”。因此,他认为“目前最要紧的手续,便是收集这回惨案的一切证据”。王世杰号召各校都对死难者进行了认真的尸检,留下了严格的记录。即便是受北洋政府控制的京师地方检察厅,也被迫进行了大量调查取证,并发表正式文件,从法律的角度上认定了“此次集会请愿宗旨尚属正当,又无不正侵害之行为,而卫队官兵遽行枪毙死伤多人,实有触犯刑律第三百十一条之重大嫌疑”。当然,地方检察厅并没有进一步对其“职权所能支配的一切犯罪者实行诉追”,但正如周作人所言,毕竟多少还“维持一点司法独立的精神,也替国民保存一点异于禽兽的人格”。

    北京地方检察厅,在一封公函里根据当日在场的巡警与警官及受伤府卫兵的证词,完全否定了“暴徒”以手枪等凶器“丛击军警”的谎言,证明政府送去验伤的卫兵系被他们自己所杀伤。

    面对铺天盖地的来自全中国的压力。军阀段祺瑞依然做出了。通缉赤色分子《通缉令》,徐谦、李钊、李煜瀛、易培基、顾兆熊等明令通缉,加以‘人民党’大号。鲁迅、周作人、林语堂亦在通缉之列。鲁迅,林语堂被迫到福建厦门大学教书避难,其弟周作人到上海。北京大学一半的教师逃到福建。

    全国一片哗然。

    4月1日《晨报》公布了死难者数据和名单,全中国掀起了又一波的反段浪潮。

    不久,段祺瑞再也顶不住压力,被迫退出政坛。并抚恤遇难人士,并被迫在遇难人士灵柩前下跪行叩头礼,以表示悔意。

    叱咤风云一时的袁朝遗老、北洋军阀,从此退出政坛。终身与佛经,围棋为伴。最后客死庐山。

    然而,远在湖南的杨秋和茅润东私下谈起此事时。

    杨秋却认为,其实这些革命先驱者的血并没有白流。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被几千年以来,被董仲舒妖异化的儒家学说深深禁锢。不以“人血”,连续不断的“人血”来洗涤中国国民麻木、堕落的灵魂,不足以将其唤醒。

    茅润东也赞同杨秋的言论。但是,他更认同周作人在报纸发表的说法。3.18事件使一些混入儒民革命正营的人原形毕露,如梁实秋、陈希银等人。

    杨秋认为这些中国革命先驱的血就是纯正的-------中国血。

    另一方面,但又他知道这些先驱实际上是红色沙皇和西方列强角力的炮灰而已。

    为了不让这些先驱的“中国血”白流。杨秋甚至认为,茅润东有必要利用自己的名望,给鲁迅、胡适、周作人等人写信。利用他们号召文坛再次掀起“五四运动”以来的文化大革命。让中国人借这个时机,对中国人的国民思想进行反思。

    其实,杨秋提出这个建议的另一个目的就是提前找机会尽可能的释放掉40年后“文化.革命”的后劲,到时候这个运动也能少些破坏力。

    茅润东却认为杨秋的提议根本不现实。除非在掌握国家力量或大多数舆论宣传工具之前。作此事是徒劳无功,只会引起保守势力的反扑而是文化革命行动陷入困境,甚至倒退。因为,第一国民文盲太多无法取得大的进展;第二,在目前中国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儒家还是十分的浓厚。;第三,报纸等宣传工具还是大多数控制在保守势力、反动势力手中。不易展开。这一次全国的舆论如此动作,只不过是段祺瑞政府冲击到他们的道德底线、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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